杜月笙作为青帮大亨，他靠贩卖烟土、开设赌枱等违法生意发家，并在上海白相界一直有着不错的口碑。这与他日常的处事方式固然分不开，但仅仅依靠这些“乐善好施，出手大方”尚显不足。杜月笙还善于结交文人，由于经营得当，自有一帮自誉清高的文化人帮他鼓吹，甚至当时上海的主流媒体，也对其大加赞扬，少有毁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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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素有寒士之称，这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文人大都不善钻营，性喜恬淡，精力都放在书写文章之上，容易安于现状。但往往又被俗世中的柴米油盐所累，只能疲于应付。但是与普通人比起来，文人往往又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写的多了，口才反而木讷起来，再有着根深蒂固之“君子固穷”之思想，所以总给人一种“高冷”的感觉，于是便有了“寒士”之别称。
杜月笙深谙文人之种种尴尬，又素会送礼做人情，反而能让一些自认清高之士，甘愿为其所用。这其实是一门大学问。
当时在上海发行量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报纸有两家，分别《申报》和《新闻报》。新闻报的编辑唐世昌，就是杜月笙的门徒之一，说起唐世昌拜杜月笙为师还有一段渊缘。那时初出茅庐的唐世昌，还是新闻报的见习编辑，为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他特意在一篇针砭时事的文章中，揭露了一个军阀政要的往事丑闻。
没想到这一举动，导致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没办法，他只得辗转央人请托到杜月笙那里。没想到，在唐世昌看来是桩天大的难事，到了杜月笙那里一个电话就摆平了。当时杜拔通那个政要的电话，轻描淡写地说：文化人写文字发发牢骚，你老兄也不要太计较嘛。
就是杜月笙这个电话，不但解除了唐世昌的安全顾虑，还提前结束了他的见习期，在新闻报总编的特别安排下，他成为一名正式编辑。
唐世昌从来没想到，以前自己不屑于打交道的帮会人士，在政界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当即投了拜贴，拜在杜月笙门下，更是投桃报李，每每遇到有攻击杜月笙的文章，他要么按住不刊发，要么稍加修改将攻击矛头指向它处，以维护杜月笙的声名。
而让杜月笙没有想到的是，以前想要平息一个关于自己的负面报道，有时需要派出几十个善打能斗的门徒，冲进报馆砍砍杀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大量的金钱，方能压制住舆论。而现在，只要唐世昌稍一运作，舆情即会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因此，杜月笙对唐世昌这类文化人，总是予以尊重和厚待。不但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更在经济上给予帮助。要知道，其他行业的门徒都是定期拿钱来孝敬杜月笙的，而到了唐世昌等文化人这里则恰恰相反。杜月笙竟每月给他们支付“薪水”。
杜月笙礼遇文人，自然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来投靠，大名人杨度便是其中之一。清末民初时，杨度因为参加过复辟活动，最终只落得个出走日本的下场。后来走投无路辗转回到上海，靠给人写墓碑，墓志铭为生。最后为生活所迫，找到了杜月笙。
对于杨度的大名，杜月笙自是早有耳闻。不但将位于薛华立路上的一幢漂亮洋房送给他居住，还送其元的安家费。除此之外，每月还要送上元生活费。
杜月笙不拿钱当回事，因为谦恭，产生了洼地效应，故此，很多人才都来投奔他。试想，如果他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清高的文人们谁会跟他“混”再一起，故此，他交友处世的两大法宝，也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
对于杜月笙的“知遇之恩”，杨度自然要涌泉相报，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这天，两人正在喝茶闲聊。杜府管家万墨林递过一张报纸说：杜先生，您看这报纸上刊写的诗，好像是针对您的。
杜月笙向来对诗不感兴趣，随手将报纸递给了杨度。杨度看后沉吟一会说：文人发牢骚自古有之，虽然杜先生有门生唐世昌，但他只负责一家报纸。上海那么多报纸，想要都提防着不针对杜先生的言论报道，看来只有一个办法。
杜月笙早知报纸舆论引导的重要性，不由脱口问道：什么办法？
杨度缓缓说出五个字：进军报刊界。
杜月笙听罢，眼前不由得一亮，杨度的一句话，真让他有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开朗感觉。
这节人生逆袭课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旧时上海滩龙蛇混杂，要想立足，不但要拼力还要拼智。而作为国学大师，杨度支招自然不同凡响。他劝杜月笙进军报刊界，从源头掌控报纸舆论导向的主动权，可谓一针见血，直指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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