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晓宇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巨变为社会背景，以边塞诗人高适的回忆为主线，以高适、李白、杜甫、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的人生际遇及其诗作为载体传递了诗人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相互交织的家国情怀。截至7月31日，《长安三万里》票房已破15亿。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影片自身的综合质量之外，还得益于影片前期的营销方式——跟着电影背唐诗。因为几乎所有观众都能在观影中背出耳熟能详的唐诗来“实时互动”。唐诗无疑是观众理解诗人、欣赏影片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仅从诗的角度来欣赏这部电影，怕是不能全面地领略其中的诗意和其背后的意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这段出自《礼记·乐记》中的文字诠释了中国古代诗、乐、舞同源，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王宁宁在其著作《中国古代乐舞史》中写道：“唐代诗歌繁荣既是乐舞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其现象表征。”这种观点说明了诗乐舞之间无法割裂的紧密关联，同时也启示我们应当把唐诗与乐舞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其整体性和全面性。电影《长安三万里》的制作团队没有忽略这一点，在影片中音乐、舞蹈与唐诗共同诉说着诗人的情怀与命运以及大唐的辉煌与没落。唐代诗人很多都熟悉乐舞，在吟诗时常会奏乐起舞或为舞蹈伴奏以助诗兴。这种诗乐舞结合的表演场景在影片中很常见，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描述历史事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例如，李白在观赏柘枝舞时，边击鼓伴奏，边吟诵出“美人一笑千黄金，垂罗舞纱扬胡音”的诗句。当李白与文人墨客在曲江宴饮时，拨奏琵琶为舞动的胡姬伴奏，并吟诗：“君起舞……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这些诗乐舞浑然一体的场景将李白豪放洒脱、豁达不羁的性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诗人也常通过击打物品、拍手等方式产生协调的节奏来“击节吟诗”。节奏虽不是音乐的全部，但却是联通诗、乐、舞三者的桥梁。例如，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后感到前途迷茫，手拿树枝敲击酒碗吟诵了“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中风后的哥舒翰在朝廷施压下，不得不与叛军打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出征前他抽出宝刀，用手指弹响刀身，吟诵着赞颂自己曾经的赫赫战功的《哥舒歌》。但冰冷的金属节奏声却诉说着他今非昔比的境遇和盛唐一去不复返的悲情。诗人还会借助乐舞表达个人的内心或隐喻社会的现实。在流传至今的唐诗中，描写乐舞表演的诗句不胜枚举。在影片《长安三万里》选用的四十八首唐诗中，有二十首都包含与乐、舞有关的诗句。例如，高适目睹了汪伦与一群舞者踏歌送别李白的场景，正如李白《赠汪伦》诗中所写：“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再如，高适同情士兵在前线奋勇杀敌而痛恨后方将领纵情歌舞寻欢作乐，于是便写出了《燕歌行》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诗句。唐代的乐舞艺人与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唐诗与乐舞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甚至可以说，乐舞对唐诗的创作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影片中在岐王府上演奏羯鼓的唐代著名音乐家李龟年就是王公贵族的座上宾，史料记载他曾在很多场合演唱过李白、王维等人的诗作。唐代诗歌传唱极为普遍，歌舞伎虽不善作诗，但诗则成为她们演唱的歌词，并在乐舞相伴的演绎下得以广泛传播。例如影片中，高适在岐王宅里看到一个歌舞伎弹着琵琶载歌载舞，她所唱的正是李白的诗作《采莲曲》。正如晚唐文人吴融在《禅月集序》中所说：“且歌与诗，其道一也。”而在安史之乱后大唐由盛转衰，那些王公贵族、乐舞艺人和文人墨客都不得不随着历史的车轮颠沛流离。杜甫的那首《江南逢李龟年》就是他们人生际遇随国家命运沉浮的真实写照。此外，影片中多次出现了琵琶、古琴、羯鼓、手鼓、箜篌、笙、阮、笛子等乐器的演奏场景，甚至有些是特写的镜头，再现了唐代乐器的基本面貌和乐队形式。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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