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题壁文学发展的兴盛时期，论其题壁诗亦是如此。宋代题壁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刘金柱《中国古代题壁文化研究》中说：“宋人不仅积极投身于这一创作活动，对其内在规律的探讨，也寄寓了超乎寻常的热情。也正是到了宋代，题壁才真正彰显出了其独特的文学艺术价值。”
宋代题壁诗的创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势。陆游是宋代创作题壁诗最多的诗人，为推动宋代题壁诗的兴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揭示陆游题壁诗背后的创作成因，试图窥见宋代题壁诗兴盛的诸多表现，收获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一、漫游、迁谪的人生遭际为文之人多好追求一种漫游、行旅的人生态度，亦多有迁谪、调配的人生遭际。在此过程中，当诗人置身于祖国的大好河山之时，所见所感，无施不可入诗。灵感突至，信手书于山壁崖间，一时之兴借助所题文字得以流传广远。
古代文人多喜好漫游，陆游亦言“平生惯行役”。他们漫游的方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则名山大川，一则通都大邑。游历名山大川，反映了文人对自由闲适的向往，和对祖国秀美河山的眷恋。置身大自然的怀抱，赏山游水，足以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之感油然而生。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诗人笔下的题诗多是“忽拈玉笛横吹去，说与傍人是地仙”（《醉书山亭壁》）般的恬然自适。亦或对祖国大好河山赞美，“擘波欲海出日月，破山卷地驱雷风。昆仑黄流泻浩浩，太华巨掌摩穹穹。”（《醉书秦望山石壁》）山河日月在诗人笔下变得气势磅礴，自然之美景引人入胜。
较之山水之间的闲静，通都大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这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夜夜笙歌。文人墨客多怀着特定的目的来此，或寻访亲朋，或结交权贵。陆游任职镇江、隆兴期间，从物质到精神上都是极端苦涩的。好友张浚与韩元吉的到来，为有趣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隆兴二年，张浚视师途径镇江，陆游前去拜访，这才有了后来力劝张浚用兵一时。同年，韩元吉来镇江省亲，期间韩陆二人结伴共游、题诗唱和。这一武一文两件事，是陆游隆兴期间不可多得的快意之事。
至于迁谪，则更是大多数文人仕途中的常态。明人王世贞有言：“曩与同人戏为文章九命：一曰贫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窜，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无终，九曰无后。”他将文人的命运总结为贫穷、猜忌、诬陷、委屈、流放、受辱、早亡、不得善终、没有后代这样九种状态。
就流放而言，宋代主要的诗人，诸如王禹称、尹洙、欧阳修、黄庭坚、秦观、王安中、苏轼、苏辙、陆游等，都有被流放和迁谪的经历。这些文人多胸怀大志，他们直言不讳、为国家建言献策，却无端被排挤、陷害，落得身如转蓬的境地。
观陆游之一生，从初入仕途应试被黜，而后先后辗转宁德、福州、临安、镇江、隆兴、夔州、南郑、蜀州、嘉州、成都、建安、抚州、严州等地，经历大大小小的迁谪、调配几十余次，以致陆游的中年时期几乎都处于漂泊在外的状态。
当诗人辗转在迁谪的途中，想到曾经的抱负，再看看现实的处境，顿生家国之悲、身世之感。情之所至，诗兴大发，信手题之于壁，借以宽慰内心苦闷。
二、显身、扬名的内心追求题壁诗与传统的纸面题诗相比，区别之一在于，题壁诗是一种集才情、诗情以及书法创作于一身的诗歌创作形式。此外，就诗歌的传播与接受来看，传统的纸面题诗，需要经过印刷、出版等一系列程序之后，方能进入传播的阶段。而题壁诗则不同，它既是创作方式也是传播方式，题诗完成之际，随即便进入传播阶段。
因此，寄寓深刻、才华出众、书写美观的题壁诗，往往能引起过往行人的注意。再加上题壁诗多题写在人员流动密集的公共场所，使得这些题壁诗在一定范围内广为流传，这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题诗者的知名度，也是一种有效的自我宣传。
《冷斋夜话》记载着这样一则轶事。秦观仰慕苏轼已久，听闻苏轼将过扬州，便想借此机会与其相识。但当时的秦观还只是一介秀才，苏轼已是文坛领袖，身份如此悬殊，如何才能与之相见呢？后来秦观突发奇想，他模仿苏轼作诗的习惯，并以苏轼的名义在其所经大明寺题了一首诗，想要以此来引起苏轼的注意。
此法果然有效，苏轼看到秦观所题之诗，甚至分辨不出是否是自己所作。后来苏轼读了秦观的诗歌，得知他即为之前的题诗者，对秦观赞赏有加。秦观模仿苏轼创作诗歌，并将其题写在公共场所，引起了苏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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