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胡适，字适之。”这套名号是胡适在上海读书时，他二哥洪绍之替他取的，他在当时的竞业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时也偶尔用用，一直到年报考清华留美官费时才正式使用。其实胡适的“别号”，不止这些，如“适广(庵)”、“天风”都是胡适的名号。族谱上的“冬友”也是他自己取的“号”。他偶尔亦用“溟游”的笔名发表诗歌。胡适曾号“藏晖室主人”，他的日记也叫《晖室札记》，他的一些朋友如周作人，有时也叫他“胡晖”。不过就在年8月9日那天起《藏晖室札记》就改称为《胡适札记》了。他说了一段话:“此册以后，吾札记皆名胡适札记，不复仍旧名矣。
从台湾回绩溪
“盖今日科学时代，万事贵精确划，吾国文号，其数至不可胜记，实为器，无神实际，又无意义、今当革除之。作文书，当用真姓名，以负责任而归划一作文当用真性名，以负责任而归划一”的观点，胡适以后多次反复及，反复强调，他自已的文字也从此一律用“胡适”“适之”界名，再也不用别号或笔名了。行名是宗族排行之名，读书做官之名;乳名则是平时大家称呼的名。胡适的乳名叫嗣;故胡传叫他“麇儿”，二哥叫他弟”，诸侄叫他“摩叔”，外甥叫他“舅”，乡里人善意取笑他他“摩先生”。至今他的堂房诸侄还叫冬秀为“婶”。
胡适的行名叫“洪骍”，他有好几方“胡洪骍”的印章，但至今尚未发现有”的印章。这个“摩”字与“骍”字一样都含有“红色”的意思，大概胡适生下来时通体皮肤润红的原因。不过胡适有时也有变通随俗的解释，他年4月一十生的小给一个小明友“你叫做我也叫做。我们同名字，应该格外相亲。我们做马，要做两匹吃得辛苦的马，我们做人要做两个世间有用的人。＂
胡适光绪十七年(辛)十ー月十七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黄浦江边的淞沪各厘卡局总巡署院。第二年二月父亲胡传被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台湾。胡传只得先将妻子冯顺弟与小儿子胡适送到上海浦东的川沙乡下寄寓，委托四弟介如照看。年旧历二月二十六日，全家一一冯顺弟二哥嗣和、三哥嗣杯和胡适在四叔的带领下渡海到了台湾。在胡传当官的台南道署住了九个月零十ー天。
五月胡传调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十二月十四日全家又搬到了台东。光绪甘年(甲午)七月一日中日宣战，台湾成了备战区域、军事形势日趋紧张。一年一月十三日冯顺弟、胡适母子又随四叔介如经台南内渡回上海。他们在台东住了一年零十八天。台南台东一年十个月的“神圣的团聚生活”成了胡适记事后最为甜蜜的回忆。也正是在这一年十个月中胡适学会了识字，识了七百多个中国字。台湾成了胡适识字的“发祥地”。于是便有学者一一如李一马上便想到“在台湾，他开始认识第一个方块字，也是在台湾。
他写下了最后一个方块字”，认作是“个人”和“土地”的“奇妙”的缘分。胡适对台湾的确亦怀有一种“奇妙”的“桑梓”之情年底他重访台南与台东故居，受到隆盛热烈欢迎之后他禁不住自称是“半个台湾人”。他的一副骨埋在台湾，正是为他的六十七年的梦幻般的追恋与这一句激情冲动而说出的话做了“奇”的注脚。光猪二十一年二月十目适随母亲从上海起程返回家乡一一安绩溪八都上庄村。
胡适在母亲的翼下开始了九年的农村年生活。他成了这速破败没落的大家族中的一员，正如他后来参加明经胡氏始昌翼公一岁的条典一样，他也在这一个诗书遗泽的家族約族文化中开始拼命地吮吸母体文化的乳汁，渐渐地在他后来博大广厚的文化积淀中整下了最初的营养层。九年的家生活使胡适精神血肉与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文粘一团。这个典型的绩溪农村小孩子，羞怯、小、体、文弱，两颗眸子有时还蒙上一层眼翳，谁会想到他便是日后“大名垂字宙”的“胡适之”!
男孩子玩苏子的没有女孩子的多，因为女孩子是不出去玩。我从小不爱跟男孩野，多跟女孩子在一道，也玩这个玩意儿，每人都有一个袋子装“苏子＇的，我也有一个袋子。”又说到玩“码子”，俗称“收码”，起先是用花岗石磨光的小石子或石卵子，后来改用小布头包一撮米来作”码子”。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随着年龄的渐长，胡适也学会了与男孩子“掷铜钱”、“打鳖”之类的游戏。据说他对技术要求较高的“掷铜钱”玩得很有点水平，不过，这在乡间仍还算作是男孩“野”的玩意儿，以至于他为了爱惜名誉。
胡适少时最活没的一次玩艺儿便是在一群同学组成的戏班里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不过那时已到了“九年的家乡教育”的尾声了。胡适出门去上海读书时，还是一个十二岁多一点点的文弱小孩子，家乡已经无法提供巨大的精神活动空间，像无数的州小孩子一样都是在这个年龄走出徽州，来到广漠人世间，自己生活的路了。不过，他不是去茶叶店、笔墨店当学徒，而是去上海求新学。家乡的山水人物哺育了他，绩溪乡言是他的第一语言。他到晚年时几乎每夜临睡前都要用绩溪乡音背诵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词才能入睡，而台湾话一尽管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也住在台湾一据李敖说，只学会了“呷板”(吃饭)与“呷米”(喝粥)两句话。
私塾与启蒙
胡适的父亲在给胡适的母亲的遗嘱上关照:“糜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在给胡适本人的遗嘱上也同样教导他“努力读书上进”。胡适的母亲执行遗嘱当然最积极，几乎是胡适刚回到家乡，便被送进了学堂一一实际是家塾。老师就是他的四叔守(介如)，同学只有一个胡嗣秫一他的堂兄、塾师的儿子那时的胡适オ三岁零几个月，跨不过一个七八寸的门，上学堂必须要别人抱他坐在一只高発子上，完了，还要别人将他抱下来。
然而小小胡适已经不算是破蒙的学生了，他在台湾时便已认得七百多个方块字，这时已经认得近一千字了。安排给胡适的教材是他父亲自己编写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学为人诗》。这部教材是胡传亲笔恭楷抄写了留给胡适的，原本或可能是胡传拟亲自教授的，只因死得突然，没来得及，只得轮到四弟代劳了。从题目便可知是一部说做人道理的长诗且又用的是四言正体一《诗经》的体例。
胡传是一个深受宋学陶又改宋学的儒生，他的家庭便是一个理学的门户，他教育子弟的路子，便是谨勉循理，规范宋儒，以作一个圣人为最高理想境界。原诗很长，发挥“道理”，详议“五伦”。据胡适说是“略述哲理的书”，其开头两句便是:“天地，物化生显然是典型的两宋理学自然主义宇宙观的话头。胡适一破蒙便遇到两部几乎可以说是纯哲学的书，这与他后来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职业恐怕也有很大关系。一个儿童刚认了点字便朝斯夕斯浸泡在哲学的讲义里，这种思想熏染的功夫是很有效的。
尽管胡适当时懂不了，但慢慢也会变不为懂的。中国的旧学培养人才，大抵是这么一个途径。文学也一样。胡适念的第三部书便是文学的书，叫律诗六钞，三岁孩子懂什么律诗，懂什么四声平厌，粘对起结?但胡适竟念下来了，且“背得很熟”。中国有句话叫“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熟读、熟背便会慢慢理解，慢慢欣赏，与哲学书的熏陶浸润是一个道理。记得笔者一次拜访俞平伯先生时，平伯先生也说他自己从小读古诗，只知念，只知背，不意思不要紧，反复念，反复背，意思自然会弄懂的。
他说他从来没有读过唐诗宋词的注本，都是通过自己反复地念、反复地背完成理解的。俞平伯后来成了胡适著名的学生之一，他的诗歌蒙，正与幼时的胡适走的同一条道。成功的经验也大抵相似。同学的胡秫比胡适大三四岁不肯用功，一有机会便溜到下或后堂去玩。四叔对学生宽又忙，不是被本族或外材请去议事，便是被一班同族兄局打纸牌，两个学生功课很松，基本采取“自学”的方法，在他们的毛习字上加加圈。
胡适因为母亲管得严，不允许早放学，故常常学堂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念书温课，一直到天回家。年12月，四叔被官府选为安徽卓阳县训导(当时属颖州府，略当于县教育局局长)，辞家上任去了，家塾移交给兄朝臣(名观象)。胡臣年纪轻，火气大，管教学生很是，动打手心，或“作楽“。两臣先生接收家塾后，学生端多了，先是五个，后来添到十多个，教室也移到一所大屋“来新书屋一里去了。增添的学生也大都是本家的子弟，却不少是“学坯”如嗣昭、士样，加上原来的嗣秫。
尤其是嗣昭，最爱“赖学往往逃出去躲在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田里挨饿、接却不愿念书，被捉回来，往往一顿毒打。老师打，家长也打打了还是要逃。在一旁冷眼看着这幕幕情景的小小的胡适觉得奇怪，不禁心里要问:“为什么嗣昭要逃学?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挨大家笑骂，而不情愿念书?”后来胡适渐渐出了答案。胡适认为，学生赖学，大抵有两大原因:一、念死书，背死书学生丝毫引不起兴趣。二、方式方法不对头，动辄挨打。
连胡这么用功好学、聪明颖悟的学生尚且挨过一次“作瘤栗”，其余可以想知。打便要逃学，抓回来打得更凶，越打得厉害，形成恶性循环。不过胡适本人读书，固然也不免念死书，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由老师“讲书”的。有一天，适终发现了母亲出高学费、花大资本进行投资的大恩了。他的一个同学念过了“四书”，竟连“父亲大下”几个字是什么意思都不明。“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是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钱，我去年却送十块钱。
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天用处。”九年的家乡教育当然我们也不可排除胡适幼时颖悟夙慧的天资，他入学前基础打得厚，念书时理解能力强，记性又好，老师是最喜欢教这类学生的。胡适大多一讲懂，一串就通，念过便能背通，老师有这样的学生当然也感欣慰高待遇固然是大好事，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又何尝不是子之乐呢?这里面实际上也触及到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教师待遇问题。
胡适这个实例清楚表明，知识分子高待遇，他们付的劳动质量亦高，最终受惠受益的并不只是知识分子自身，而那些肯拿出高“投资”的人!比如胡适的母亲。胡适幼学蒙惠不能不感恩于他的母亲的胸襟与识力。而那个胡嗣秫，幼时有受到理想的教育(也由于天性上欠聪明)结果一生没学好，走正道，后来与赌桌、烟枪为伴，祖上产业典卖殆尽，败坏还沾染诸种恶习，为人不齿，身后萧条，实亦可怜。
胡适后来说到:“我在家乡时，十三经还没有读完，(周礼》也未读，就到上海去了。所以对小学的工夫不深。”(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上列书目中也没有见着(尔雅)(说文)等“小学”的必读书。胡适一次还对胡颂平说“我对金文甲骨全不懂。你看我的文章里有没有引过甲骨文字。一句之中有几个认不得的字，我是不引的。”不过就这些书目来看，胡适以个十二周岁的少年能打下如此一个国学的基础，应可算是坚实深厚的，比较系统的。
何况有些书目，如《诗经》，胡适不仅能背全原文，大多还能背通注文，这与他后来“整理国故”能轻车驾熟大有关系。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适读的这些“四书五经”全是宋学系、贯穿了朱子的理论学说。他后来尊仰宋学尤其是崇拜朱、这份书目可以说明胡适在“出门”之前接受了一套完整，可谓是一个直接原因。
那里没有一种自然科学的书，胡适少几乎没有受过一点艺术方面的，比如音乐、图画方面的训练、是胡适后来经常引以为燃的。他在《四十自述》里专门谈到了乐与图画两科。由于小时没能参加那次“太子会”的昆腔队，头掉了学习音乐(吹笙或吹笛)的唯一机会。他不无感慨地说:“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至于体育，更谈不上了。
由于胡适少时体弱多病，缺少游戏活动，又爱“摩先生”名誉，故几乎没有与体育活动沾过边。胡适成名后，当了大学教授后，十分强调体育，他在北京大学、在中国公学还专门为体运动写文章、撰歌词，°鼓励学生锻炼身体，参加各种体育竞战刻意培养高等学校良好的体育风气。这当然与他后来在美国见到美国的大学重视体育运动和观念理智上认识到国民体魄强壮与国家民族前途的密切关系分不开，但也深深包含了他自己幼时失去体育训练机会的一种心理上的补偿意识。
年3月6日胡适在他的《留学日记》中记述了美国佛大学校长伊丽鹗(CharlesEliot)对官能教育发表的看法后，深有感慨地记道:“吾国旧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教练，通习字之外，他无所授。”者接着他谈到了他自己幼时失却学音乐与学绘画的两次机会。末了又说，“至今思之，以为憾事。吾不知，果有绘画与音乐之天资否。然即今有之，经此二十年之压抑挫折，更能余几何?后之教改良者当知所从事矣。
结语
教育之宗旨在发展人身所固有之材性。目之于视，耳之于听，口之于言，声之于歌，手之于众技、其为天赋不可放废之材性，一也当可一概视为小道而听其荒残废識?”其实，看出了这个中国幼年教育的弊端，也不止胡适一人，辛亥革命后，教育改良者尤其是州的教育改良者一一已经有所改张更弦，增加了儿童的官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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